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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0日，《新京报》“新艺术”月刊刊登了马岩松的第三期专栏文章《山水城市与胡同泡泡》。马岩松通过介绍自己的两个建筑项目——“山水城市”及“胡同泡泡”，引出了对城市和建筑所承载的人文精神性的思考。

马岩松提出，保护老城并不是只为了那些房子，而是为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在这个过程中，不一定要采取大尺度的重建，而应该用小尺度的改建，通过改变局部的情况而达到整体社区的复苏。

全文如下：

《山水城市与胡同泡泡》

　　我刚刚在帽儿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做了一个叫做“山水城市”的展览。这个展览是在古老的室外花园里，将我的建筑模型散落其中，在假山、影壁、竹林、水池和天空的掩映之下，模糊了彼此的尺度，展现出一幅超现实的未来城市图景。“山水城市”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主题，关注的是在中国大规模城市化的运动中，如何把建筑与自然相结合、重新寻找现代人在自然和传统文化中的情感寄托，塑造出属于人的未来城市，这也是我选择在四合院里做“山水城市”展的原因。
　　展览期间，少不了要带我的一些中外朋友去看，然而每次进到帽儿胡同，我都会走路经过地安门、金锭桥一带尘土飞扬的工地。这里在中轴线上与什刹海相邻，显得特别扎眼。这样的现实场景也与胡同里的这个展览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商业和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为城市化的模式，提升土地价值，房地产、GDP是城市成功的硬性指标。这种模式造就了千城一面的城市格局。目前看来，经济发展所推动的大规模城市开发，正在逐步逼近传统的城市肌理。邻里关系的变迁，必要卫生设施的缺乏，导致原本美好安详的生活空间变成了很大的城市问题，而贫富差距的悬殊，也使得居民的家园成为最容易被收购的、同时蕴含巨大商业利益的资产。
　　离“山水城市”展览不远的北兵马司胡同里，还有我几年前完成的一个项目，叫做“胡同泡泡”。它的内部是一个加建的卫生间，以及一个通向屋顶平台的楼梯。它像是针对北京古老的城市肌体所做的“针灸疗法”，在四合院的缝隙之中插入一些小尺度的元素，它们会像磁铁一样去更新生活条件、激活邻里关系；与周围的老房子相得益彰，给各自以生命。这些角落里的泡泡仿佛是来自外太空的小生命体，光滑的金属曲面折射着院子里古老的建筑以及树木和天空；让历史、自然以及未来并存于一个梦幻的世界里。
　　我认为，面对源自城市细胞的衰退与滥用，需要从生活的层面去改变现实。并不一定要采取大尺度的重建，而应该是用小尺度的改建，就像针灸，通过改变局部的情况而达到整体社区的复苏。“胡同泡泡”原本是我的城市概念方案“北京2050”的一部分，没想到在2010年，第一个泡泡就实现了。
　　但现在看来，2050的理想还远远没有实现，北京的老城和文化应该与每个人的梦想连接在一起。保护老城并不是只为了那些房子，而是为了我们的精神家园，让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时候，不会迷失了方向。

2013-06-19

马岩松在《新京报》发表第二期专栏文章《中国的美术馆》

2013年6月19日，《新京报》月刊“新艺术”刊载了马岩松的第二期专栏文章《中国的美术馆》。

全文如下：

《中国的美术馆》

　　中国正在筹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美术馆，展览面积超过巴黎的卢浮宫，但占地还不足卢浮宫占地的1/8。更令人不解的是，国家美术馆新馆并不象卢浮宫一样位于市中心，而是选址在北京四环外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北侧。
　　国家美术馆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心脏，理所当然应该放在城市的中心。世界上重要的城市，比如说纽约，巴黎，伦敦，东京，柏林，华盛顿，每个城市都会有好几座世界级的美术馆，而且都会放在这个城市最中心，也是环境最好的地点。美术馆的选址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品味和开放度，也代表一个城市对文化和艺术的重视程度。一个在城市中心的美术馆很容易便会成为历史和人文环境的一部分，而成为市民的日常活动去处。
　　中国美术馆的老馆，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坐落在老北京城的中心，景山的东侧。和同是建国十周年献礼工程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相比，中国美术馆没有选择所谓的国际式，其实也就是苏联式建筑的风格，而是选用了“大屋顶”的中国民族式风格。它东侧的街心花园则成为了美术馆的公共空间，历史上许多重要的艺术事件就发生在这里。
　　据说新的美术馆原来本打算原址扩建，但是因为周边地价太贵，便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这个理由让人不解，北京的老城里，拆了多少古老的胡同四合院，挪出地方来盖商场、住宅、酒店，为什么一个国家级别的美术馆，就没有地方了呢？也许艺术文化退位于商业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美术馆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与建筑的结合极其重要，各个国家的美术馆也大都有这个特点。如果认为一个成功的美术馆只是需要考虑形象和功能，那么很多的商场似乎都可能是很好的美术馆。但是一个国家美术馆之所以不是一个看上去像美术馆的商场，是因为它其实是在营造一个有着精神感染力的场所，一个让人们体验建筑和环境美学的城市空间，让都市中的市民，艺术、文化和自然相遇的地方。未来的美术馆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形象或者传统的展示功能，更应该是市民参与和互动的，充满活力和人文气息的文化引擎，有谁会把引擎设计在车体外部呢？
　　而与环境和自然的结合，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和艺术最重要也是区别于西方的部分，北京老城里的建筑规划大都有这个特点。如果中国清楚自己文化中这种独特的艺术观，生命观，便会对自己想要怎样的国家美术馆会有更清晰的认识。对于一种文化来说，本来就不存在“更好、更先进、更大”这样的定义，建立国家美术馆的初衷就是要建立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觉和独特的艺术价值观，而不是相反。
　　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举办了第一次奥运会。日本政府邀请了当时的日本中青年建筑师设计了一批奥运会场馆建筑。他们中间包括了后来日本最重要的建筑大师丹下建三，他又影响了一代代的日本建筑师。这个决定对日本城市和建筑文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现代的日本建筑在世界上能有独特的影响力和地位，便是来自于几代人对于自身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作为一名中国年轻的建筑师，我呼吁中国美术馆现在应该考虑重新选址，在老馆或者市中心地区建设新馆，并且应该让中国的建筑师自由地发挥它们的想象力，与环境结合，畅想一个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现代美术馆，展现文化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重要性。有了对自身文化的认识，才可能有世界级的美术馆。

2013-05-08
马岩松在《新京报》发表专栏文章《城市野心与理想》

2013年5月8日，《新京报》月刊“新艺术”刊载了马岩松的专栏文章《城市野心与理想》。

全文如下：

《城市野心与理想》

不久前在伦敦刚刚落成了一座名为“The Shard”的超高层建筑，300多米的高度让它像一道利剑插向天空，成为欧盟第一高楼。每次去伦敦，我都会被当地的媒体问起对这个楼的看法，可能对伦敦人来说，这个楼就像北京人看央视大楼一样，找不到舒服的感觉。
　　突然有一天，我看着这个楼，越看越眼熟，它让我联想到平壤的柳京饭店。这也是一个直冲云霄的尖顶，330米高，1987年开建，当时的朝鲜要赶超纽约的帝国大厦，争当世界、亚洲的各种第一，结果因为资金不足这个楼已经烂尾了20多年。
　　有意思的是，两者都是直冲云霄的尖顶，非常类似放大的古代教堂的顶部，只不过古代的尖顶代表的是对上帝的崇拜和与神的接近，位于伦敦和平壤的两个尖顶却有着新的含义。
　　然而不管出于对何种极致的崇拜，这样的竞争其实已像病毒一样在全球传播，这是一种对城市化的极度扭曲。那些以巩固权力和资本而修筑的建筑所传达出的“信心”与当代城市中生活的人的精神诉求和想象力并无关联，也许这才是人们对城市中的一些建筑“感觉不舒服”的原因。
　　从1924年第八届奥运会提出“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开始，竞争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压倒性地主宰了现代社会的精神取向，生活被各种竞赛充斥着。城市之间的竞争也表现在各种能代表权力和资本野心的建筑物上，很多高层建筑建设的初衷就是以城市竞赛为目的。扶摇直上的钢筋混凝土森林成了赞美资本权力、蔑视人性情感的纪念碑。人们热爱和痛恨着城市，徘徊在去留边缘。
　　在工业文明时期的一些北美大城市开始没落的今天，中国的城市却成了后起之秀，建设着更高更快更强的中国版美国梦。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遍地都是速成城市，大同小异，缺乏特质，毁坏历史和自然，但又不得不制造出一种富于自豪感的幻象。这样的城市总是以拥有一座类似白宫或人民大会堂式的政府大楼，一个市民广场，或者一道纽约曼哈顿的天际线为荣。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城市的基地，因为缺乏文化上的准备，恰好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山寨设计国度，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实。城市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摩天楼和大建筑本身，而在于那些建筑物背后的集权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所导致的文化、人性和精神性的缺失。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城市和建筑的试验厂，我倒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一个阶段的城市文明将在中国接受检验，迸发出更多的可能性。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决策者应该看得更远一些，想象一下50年的城市化进程告一段落之后，我们的实践能给人类的城市文明留下些什么？
　　一个新的思想应该诞生了，不是靠山寨，不是靠实用主义，也不是靠往回看。我们应该谈一谈，我们心中梦想的未来之城是什么？

300多米高度的伦敦“The Shard”已成为欧盟第一高楼。